6月中旬以來,A股市場經歷了一輪空前慘烈的持續性暴跌,釀成A股史上前所未有的股災。統計數據顯示,6月12日-7月8日,滬深兩市5月底前已上市的2733家A股中,跌幅50%以上的股票高達1378家,占比為50.42%,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整個A股市場半數以上股票價格遭遇腰斬。
7月份以來,A股市場陷入恐慌性跌停潮:7月7日,滬深兩市跌停(跌幅10%)的A股股票數量達1735家,占比高達62.5%,另一方面,為了規避持續性暴跌,一些上市公司選擇停牌應對,7月7日停牌家數761家,當日跌停與停牌家數合計占比89.9%,A股市場幾乎只有兩種股票:停牌的和跌停的!7月8日停牌股票數量進一步攀升至1382家,創下A股史上停牌股票數量紀錄。如果沒有大批量的股票停牌,股價被腰斬的股票數量顯然會更高。
7月9日以來,隨著政策面救市力度的加大以及救市政策累積效應的顯現,A股出現了強勁反彈。市場雖然暫時回穩,但大多數投資者損失慘重,尤其是那些參與場外高杠桿配資的投資者本輪股災中遭遇滅頂之災,眾多場內融資者也因強制平倉而血本無歸。
一個曾經牛氣沖天的股市,為何在驟然間變臉、上演如此慘烈的股災?去年12月初,筆者曾撰文《牛市進行時,且行且珍惜》,認為:“A股市場每一輪牛市最終往往演變為瘋牛,牛短熊長、暴漲暴跌的輪回幾乎是中國股市的宿命。”時隔半年,A股再度陷入暴漲暴跌的輪回。雖然筆者此前曾多次撰文對市場的風險感到擔憂,但市場以如此慘烈的方式展開殺跌,還是超出了筆者的想象。
事實上,股災前夜,A股市場已然亂象叢生,股價瘋炒,莊股橫行,場外高杠桿配資失控,場內融資融券業務發展失衡,過度桿桿化下的無序炒作、瘋牛狂奔,終于釀成了A股史上空前的股災。個人認為,在經歷如此慘痛的暴跌后,痛定思痛,管理層有必要反思、總結,并出臺針對性的舉措,加強市場監管,以避免類似的悲劇在A股市場重演。
股災成因探討:結構性泡沫膨脹與過度杠桿化是元兇
市場亂象之一:瘋狂炒作、泡沫飛揚
本輪牛市行情以來,以創業板為代表的小盤股漲幅驚人,股價遠遠脫離基本面。中小板的估值也與創業板相似。暴炒的不僅僅是創業板、中小板股票,主板市場的小盤股、垃圾股也遭遇暴炒。
經統計,2013年底至今年5月29日之間,A股市場漲幅前10名的上市公司漲幅均在11倍以上,銀之杰以16.21倍的漲幅居首。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股票價格的暴漲并非緣于業績提升,而主要是由于估值的上升,以5月29日收盤價計,10只股票的平均市盈率高達402倍、平均市凈率高達40倍(詳見表二),這意味著投資者須為1元的賬面資產付出高達40元的買價!試問,如果這些股票不是可上市流通的股票,誰愿意出如此高昂的買價?高價買入,無非是期待可以更高的價格賣給下一個傻瓜,如果沒有下一個接盤的傻瓜,股票就會砸在自己手里,淪為最后的傻瓜。
據WIND資訊數據,以6月12日收盤價計,創業板市場平均市盈率(TTM)高達151.13倍、平均市凈率高達12.71倍(詳見下表)。股價瘋炒,泡沫飛揚。
5月下旬,筆者曾為《證券市場周刊》撰文《公募基金申贖兩極分化創業板或淪為龐氏騙局》,認為:“創業板如今的高估值遠遠超出了常識。公募基金對創業板市場的追逐已經淪為一場龐氏騙局”。如今隨著創業板的暴跌,一些熱衷于追逐小盤股的公募基金遭受重創:筆者統計發現,今年新發行的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凈值低于1元面值的占比高達79.2%,而一些分級股票型基金則慘遭下折,令投資人損失慘重。
在近乎瘋狂的炒作中,主板市場的小盤垃圾股也遭到暴力拉升,即使是一些已經資不抵債、喪失持續經營能力的上市公司,其股價也出現瘋狂上漲:以*ST美利為例,2014年底該公司凈資產為-2.32億元、2014年度凈利潤-6.49億元,2013年底至2015年5月29日該股漲幅高達769.9%、5月29日總市值高達137.2億元!
市場亂象之二:莊股橫行、瘋牛狂奔
去年12月19日,證監會宣布中科云網、百圓褲業等18支股票涉嫌股價操縱,并宣布對涉案機構和個人進行立案調查。隨后相關公司股價短期內曾出現較大下跌,但此后卻呈瘋牛狂奔之勢、股價暴力拉升。筆者統計發現,14年12月19日至15年6月12日之間,18只涉股價操縱、被證監會立案調查的股票中,除1家在此期間長期停牌外,其他17只股票平均漲幅高達127.3%,湖南發展漲幅高達268.9%,遠高于同期大盤漲幅(詳見下表)。
18家被立案調查的股票居然在查處期間頂風作案,暴力拉升股價、漲幅200%以上的瘋牛居然有3只,A股市場股價操縱行為之瘋狂,由此不難想象。
去年10月初,筆者曾撰文《A股市場重回莊股時代》,對去年前9月A股市場股價與業績表現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市值大小幾乎成為影響股價漲跌的決定性因素:市值越小,漲幅越大;市值越小,估值水平越高。與股價表現和估值水平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小市值股票業績表現卻遠遜于大盤股:市值越小,盈利能力越低;市值越小,成長性越低;市值越小,股息率越低;并認為“以創業板為代表的小盤股暴漲,缺乏基本面支撐,股價的上漲很可能是一輪由機構幕后導演的莊股的集體狂歡。”(詳細分析見筆者《A股市場重回莊股時代》一文)。
去年4季度,小盤股曾經歷了一輪較大的調整,但今年以來,小盤股再度出現瘋狂炒作,漲幅遠高于大盤股。
統計數據顯示,以2013年底收盤價計,2014年初至今年5月底之間,市值漲幅與市值規模表現出驚人的負相關性,市值越小,漲幅越大:2013年底總市值500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有67家,2013年底至2015年5月末市值總體漲幅為85.1%;總市值100億-500億的上市公司352家,市值總體漲幅為127.7%;而總市值在20億-50億元的上市公司1080家,市值總體漲幅高達196.0%,總市值在20億以下的上市公司460家,市值總體漲幅高達283.0%。
另一方面,如筆者在《A股市場重回莊股時代》一文中所分析,小盤股的業績表現遠遜于大盤股。分析表明,總體而言,2010年以來,上市公司凈利潤增長率呈兩極分化之勢,大盤股凈利潤平穩增長,市值50億以下小盤股凈利潤總額則為負增長,大盤股上市公司凈利潤增長率顯著高于小盤股,市值越小,成長性越低。
67家市值500億以上的上市公司凈利潤由2011年的14063億元增長至2014年的18544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9.7%,而市值20億元以下的460家上市公司的凈利潤則由2011年的136億元下降至88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3.4%,市值20-50億元之間的1080家上市公司的凈利潤則由2011年的934億元下降至2014年的826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3.6%。
分析顯示,小市值股票的盈利能力、成長性遠遜于大盤股;小盤股的大幅上漲,并不是基于其盈利能力和成長性,也不是由于其代表新興產業,而是基于各種概念、題材的炒作。由于流通盤越小、市值越低的股票,莊家越容易控盤,小盤股的暴漲和高估值,很可能是機構坐莊、操縱股價的結果。(詳細分析見筆者《小盤股莊天下》一文)。
市場亂象之三:過度杠桿化、“兩融”失衡
2014年以來的漲升行情與A股歷史上牛市最大的不同點就是本輪牛市是杠桿上的牛市。杠桿助漲助跌的特征明顯:今年1月16日,證監會曾通報去年四季度兩融業務檢查情況,并處罰了一批券商,引發A股市場劇烈震蕩,1月19日上證綜指大跌7.7%,上百只股票跌停。應該說,某種意義來說,“1.19”大跌是本輪股災的預演,筆者當時曾為《證券市場周刊》撰文《融資融券業務規則需完善》,認為:1.19大跌“是一個提前預演的風險預警,投資者若能從中吸取教訓,規避未來可能發生的爆倉風險,則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市場并沒有從中汲取教訓,券商融資余額隨后由年初的1.1萬億元快速攀升至2萬多億元。
6月12日,券商融資余額高達2.24萬億元,是年初的兩倍多!其中有融資余額的股票909家,個股融資余額合計20889億元(其他為ETF融資),909只股票6月12日的自由流通市值為19.89萬億元,券商融資余額占標的股票自由流通市值的比列高達10.5%。其中,融資余額與自由流通市值之比高于10%的個股有609只,閏土股份融資余額占流動市值的比例高達34.36%。
在券商融資余額快速攀升的過程中,券商融券余額卻停滯不前,6月12日融券余額僅為93億元;融券余額僅相當于融資余額的0.42%。兩融業務發展極不均衡,兩融有名無實,事實上成了“一融”。融資融券原本是股票雙向對沖工具,也是市場上最有效的風險管理工具,但融券業務始終沒能得到發展。融資融券業務基本上成了單邊的融資業務,券商“兩融”業務發展嚴重失衡。
與融資余額急速攀升相呼應的是,場外配資業務的野蠻生長。一些配資公司的杠桿比例高達10倍!本輪股災爆發后,證券業協會曾通報了場外配資的相關數據:截止6月29日,場外通過恒生公司HOMS系統等3個系統接入的客戶資產規模近5000億元,其中,通過HOMS系統接入的客戶資產規模約4400億元。場外資配業務已存在數年,但始終處于灰色地帶,沒有明確的監管,相較于券商融資,場外配資業務缺乏公開透明的數據,官方統計的數字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券商融資余額快速攀升,場外高杠桿配資吸引大量熱錢流入股市,融資余額快速攀升的過程,也是市場風險不斷累積的過程。加之二級市場上莊股橫行、股價脫離基本面的過度炒作,4月份以來A股市場呈現出瘋牛狂奔的景象。6月份以來,隨著證監會清理場外配資,瘋牛行情嘎然而止,股災不期而至。
規范發展,避免股災悲劇重演
個人認為,經歷本輪股災之后,監管當局有必要反思、總結,進一步加強監管,規范發展,避免類似的悲劇在市場重演。
加強“兩融”監管和制度建設,并將場外配資納入監管軌道
一方面,應設定個股融資余額的上限,融資余額不宜超過個股自由流通市值的10%,一旦融資余額接近融資余額的上限,應暫停該個股的融資買入;另一方面,應鼓勵融券業務的發展,推動券商融資融券業務的均衡發展(詳細建議見筆者《融資融券業務規則需完善》一文)。
另一方面,應將場外配資納入監管軌道。場外配資已存在多年,個人認為,監管當局既不能無視其存在,任其野蠻生長,也不能對其一禁了之。對于場外配資公司,應參照對券商兩融業務監管,建立相應的監管規則,要求配資公司加強風險控制,提取風險準備金,建立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制度,禁止高杠桿配資,切實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使配資業務在規范、透明的規則下運行。在對場外配資業務納入監管軌道的前提下,適時監控個股場內融資與場外融資余額,一旦個股總的融資余額(場內加場外)達到監管上限,應暫停該個股的融資買入。
加大對股價操縱行為的打擊力度
2001年12月,中國證監會前首席顧問梁定邦先生在公開演講中曾痛斥“中國資本市場已形成一套建立在黑幕之上的游戲規則”、并直言“這種靠黑莊運作的病態中國資本市場如不加以規范,實現質變,中國資本市場將是沒有希望的。”
令人遺憾的是,十多年后的今天,A股市場又重回新莊股時代。2008年以來,中國股市雖然經歷了一輪長期熊市,市場各方期待股市上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牛市不能建立在股價操縱的基礎上,而是需要持續提升上市公司的質量,通過上市公司的經營活動不斷創造價值、為投資者提供可持續的回報。唯其如此,中國資本市場才有可能伴隨中國經濟的增長、步入一輪長期慢牛走勢。通過黑莊幕后操縱、炒作股價,只會使市場陷入周期性的暴漲暴跌輪回。
本輪牛市行情以來,市場一個流行的口號是,關心公司的基本面,你就輸在了起跑線上。黑莊炒作,使股價與上市公司基本面嚴重背離,一方面,使市場陷入群體性過度投機氛圍,無人關心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講故事、編題材風行,其結局注定是二級市場投資者為莊家和上市公司大小非高位接盤;另一方面,在如此浮躁的氛圍下,當不再有投資者關注上市公司基本面,亦很難保證上市公司規范經營、為投資者創造價值,上市公司或淪為大股東高價套現的工具。
黑莊橫行,使A股市場陷入周期性暴漲暴跌,以至于陷入深度熊市,新股IPO屢屢暫停,使市場失去融資功能,這在全球資本市場,亦是極為罕見的。本輪股災后,新股IPO再度暫停,注冊制改革進程或亦因此受到影響。無論上海或深圳,基于這樣的市場現狀,其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夢想亦很難成真。
因此,個人認為,監管當局有必要加強監管,加大對股價操縱行為的打擊力度,對黑莊操縱實施零容忍,給投資者一個更加規范、透明的市場,讓長期以來流行于這個市場的機構坐莊、散戶跟莊的盈利模式徹底淡出這個市場。
免征紅利稅,鼓勵理性投資、長期投資
股票的內在價值等于其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免征紅利稅,可以使投資者的股利收益顯著提高,有利于提升股票的內在價值。2012年7月-8月間,筆者曾為《證券市場周刊》、《中國會計報》等撰寫紅利稅系列文章,期待推動紅利稅減稅。1個多月后,證監會回應,正與有關部門研究推出差異化紅利稅政策。2012年11月,財政部等出臺了差別化紅利稅政策,對持股一年以上的投資者減按5%的稅率征收紅利稅。
筆者認為,考慮到減免A股投資者的紅利稅,可以消除重復征稅,公平市場稅負,同時,隨著紅利稅的減免,藍籌股的投資價值會相應得到提升,有利于引導價值投資理念,鼓勵長期投資、理性投資,抑制過度投機行為;且免征紅利稅,對財政收入影響甚微。筆者在此再次呼吁免征紅利稅,或至少對持股一年以上的投資者免征紅利稅。
實施差別化印花稅,抑制過度投機
如筆者前文所分析,當前A股市場小盤股、垃圾股估值顯著高于大盤藍籌股,小盤股、垃圾股的高估值源于價格操縱,08年以來大小非流通以及低印花稅率是主要原因。
自08年始,大小非陸續上市流通,這為那些坐莊機構收集籌碼打開了方便之門,機構坐莊不再需要通過二級市場建倉,只需接盤大小非即可,而大小非為了實現高價減持,也愿意出臺一些題材配合莊家的炒作。
莊家通過對倒操縱股價以吸引散戶跟風的行為通常伴隨著高換手率,低印花稅率則大幅降低了莊股操縱股價的成本。
為了遏制莊家操縱股價和市場過度投機行為,鼓勵長期投資、理性投資,建議實施差別化的印花稅率:
對于個股日換手率1%以內的交易,免征證券交易印花稅;
對于個股日換手率1%-5%之間的交易,仍按現行稅率即僅對賣出方按1‰的稅率征收印花稅;
對于個股日換手率高于5%以上的交易部分,買賣雙向按3‰的稅率征收印花稅。
股災之后,牛市基礎仍在
去年12月,筆者撰文《牛市進行時,且行且珍惜》認為,在歷經近七年的熊市之后,A股市場進入了新一輪牛市,政策面、資金面與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共振催生了牛市行情。
經歷本輪股災之后,筆者認為,當前A股市場牛市的基礎仍在。6月中旬以來的股災使得大量杠桿交易者爆倉,市場信心嚴重受挫,短期內市場可能會面臨區間震蕩,以修復投資者信心。中長期而言,個人認為,A股市場仍有望步入牛市軌道。
本輪股災中,前期過度炒作的小盤股暴跌,大藍籌股總體上由于估值較低,并沒有出現大幅殺跌。如前文所分析,本輪行情以來,大盤股與小盤股走勢分化嚴重,從基本面來看,部分藍籌股仍具備價值基礎,甚至處于價值低估狀態。如表三所示,6月12日,本輪股災爆發前夕,創業板平均市盈率高達151倍,而滬深300成份股的平均市盈率為18.8倍。經歷本輪股災后,估值水平進一步下降。7月10日,滬深300成份股的平均市盈率為15.9倍,而上證50、上證180成份股的平均市盈率則分別僅為13.04倍和14.31倍。目前,上證A股、上證50、上證180和滬深300成份股平均市盈率均顯著低于2009年底的估值水平,略高于上一輪熊市大底2005年5月末的估值水平。
從股息率來看,以當前股價和2014年度每股現金分紅水平計算,當前A股市場部分藍籌股的股息率高于4%,這一股息率水平顯著高于2005年A股千點大底時的股息率水平。考慮到藍籌股業績仍具有一定的成長性,預期投資者當前持股一年后獲得的每股股息將高于2014年度的股息水平。
總體而言,當前市場大盤藍籌股估值水平尚處于合理區間,部分低估值藍籌股仍具有安全邊際。
從資金面來看,經歷2013年的“錢荒”之后,2014年以來,政策面出臺一系列政策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今年以來,短期資金利率出現大幅下滑,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已回落至歷史低位,6個月票據貼現利率已回落至3‰以下,處于相對低位水平。如果中國經濟結構能夠成功實現轉型,預期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經濟將保持低通脹、穩定增長的局面,市場資金利率將在較長時期內保持在低位水平,個人對此持謹慎樂觀態度。股票價值是其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值,低資金成本無疑將提升股票的估值重心。
巴菲特曾撰文認為:“利率之于投資就好比地心引力之于物體,比率越高,向下牽引的力量也越大。”對于任何投資,利率猶如地心引力,無所不在。在文中,巴菲特以1981年為軸心,比較了前后兩個17年道瓊斯指數的表現:
1964年末道瓊斯指數收盤于874.12點,1981年末道瓊斯指數收盤于875.00點,17年間道瓊斯指數原地踏步,在此期間,美國GDP增長了370%,財富雜志前五百強的銷售額增長了近六倍。
在接下來的17年里,道瓊指數從875一路攀升到9,181點,在此期間美國GDP的增長卻不到三倍。
巴菲特認為,道瓊斯指數在前后兩個17年間表現迥異,其首要影響因素是利率,在1964到1981年間,美國長期國債的利率呈現大幅上升的態勢,從原先的4%飆升到最后的15%,而在后17年,美國長期國債利率回落至3.5%以下。前17年,過高的利率抑制了股市的表現,而后17年利率大幅回落,推升了股票的估值水平。
個人認為,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長期以來依賴投資拉動和大規模資源消耗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是大勢所趨。2011年前的十多年間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大幅上揚,其主要拉動因素是中國需求,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近年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回落,未來這一過程仍將持續。若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轉型,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經濟將步入低通脹、穩定增長階段。在此背景下,中國股市未來若能規范發展,終結長期以來黑莊操縱的暴漲暴跌模式,A股市場有望迎來一輪長期慢牛走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