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本地高等教育布局，對接時下大熱的“雙一流”建設，到底是該擴充院校數量做“加法”，還是縮減院校數量做“減法”？
這道改革算術題，在地方實踐中出現分野：先出現的是“加法”，以深圳、青島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大市，紛紛“大手筆”引進全國乃至海外名校到當地辦校區，以求壯大當地的“好大學”方陣；就在“加法”聲浪漸大的同時，上海、湖北、遼寧、河南等省份，卻在高校調整的規劃里接受“減法”邏輯。這些省份的規劃者，期待借助高校間的裁撤、合并和重組，以優化高等教育布局，對接時下大熱的“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
強調以“減”為進的高校調整，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大規模出現過，其主要目的是推動高職(專科)升本，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加本科層次高校。而從前述三省市傳遞的信息看，這一輪合并重組更強調建好優質大學。
時隔十余年，“合并”、“重組”的關鍵詞再度進入地方高等教育規劃文件中。這會是新一輪高校合并浪潮來臨的信號嗎？
新一輪高校合并潮？
1月13日，遼寧省一紙改革文件，將高等院校的合并重組，推向輿情的高峰。
這份《關于推進高中等學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到，遼寧將優化高中等學校布局，對于規模效益小、辦學條件差、辦學質量低、社會聲譽差的學校堅決予以調整，通過合并、兼并等方式重組教育資源。遼寧省在這份文件里明確，到2020年，省內普通高等學校調減15所左右。
無獨有偶，在此之前，湖北省也拋出了高校合并重組的計劃。據湖北省公布的《關于推進“雙一流”建設的實施意見》，該省雖然沒有明確高校數量調減的指標，但也同樣提出“深化教育供給側改革”以及“探索省屬高校合并重組”。
在前述省份的相關規劃文件中，“合并”、“重組”被放置在教育供給側改革和“雙一流”建設的語境中陳述。但有趣的是，無論是近期公布的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還是早前出爐的《統籌推進“雙一流”建設實施辦法(暫行)》，盡管均有提及高等教育布局優化，卻都沒有明確肯定高等教育的合并重組。整體看來，這兩份綱領性文件更加強調的，是高等教育的分類管理。這也就是說，高校的合并重組，目前更多是地方層面的一種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更早之前探索高校合并重組的上海，于2015年提出，在高等教育分類管理的基礎上，通過合并組建、新設增設、調整撤并、中外合作辦學、二級學院相對獨立運行等多種形式，不斷優化該市高校布局結構。合并、撤并，成為“分類管理”后繼續優化高校布局結構的進一步策略。上海執行這一策略的實際案例是，2016年原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和上海金融學院這兩所地方財經院校就率先完成了合并重組，組建為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
這是不是意味著，三省市不約而同的探索，很可能入選許多地方的“可選動作”，新一輪高等教育合并潮將要來臨？
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宗曉華分析，上世紀末很多地區高等教育供給的瓶頸在于規模上。大規模擴招導致一些地區高校數量膨脹，結構龐雜，布局散亂，質量參差不齊。目前各地高等教育規模基本穩定，改革的重點必須切換到于結構的優化和質量的提升，尤其是針對辦學效益較差的高校實行合并重組，是當前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措施。
“政策在‘十三五’期間要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探索高校合并重組，說明各地在立足本地實際情況探索具體改革路徑。從這種意義上說，這只是開始，必將持續下去。”他說。
而被一些媒體提及“不合并不行”的現實原因是，一方面因為我國18歲以下人口數量下降以及出國留學低齡化，導致國內高校報名人數的下降，不少高校早在六七年前就已面臨招生計劃完不成的窘境；另一方面，國家經濟新常態以及減稅的政策，決定著高校今后獲得以往持續大幅增長的財政資金的難度加大。
不過，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陸亭對此并不贊同。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現行的高等教育體系下，各省級政府有一定自主權，根據毛入學率增長等情況作出調整屬于正常現象。鑒于我國高等教育有很大的體量，從概率上看出現調整的情況并不少，因而還很難斷言這是一種趨勢。
“1+1”怎樣才能“>2”？
暫且將高校合并潮來臨與否按下不表。作為地方層面的探索，提出要調整合并本地高校上海、湖北、遼寧三省市，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合并重組，就能辦出“好大學”嗎？或者說，應該怎么樣合并重組，才會出現“1+1>2”的好結果？
人們眼中的“1+1>2”局面是，名校和一般院校合并，原來的一般院校變名校；一般院校合并一般院校，或者弱校之間合并，最終整體變名校。從上一輪高校合并重組經驗來看，這種局面的存在是可能的。例如，浙江大學通過合并杭州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延續了過去的輝煌，合并后學科更完整、實力更雄厚，整體排名始終穩居中國高校前列。中山大學和中山醫科大學在2001年強強合并之后，在大學排名上也迅速上升，成為廣東高等教育界的龍頭。
宗曉華表示，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高校很少有銜接貫通的學科群結構，導致理工學科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隔閡、基礎學科與應用和工程學科之間的斷裂，無論是對科學研究還是人才培養都有諸多負面影響。因此，從上世紀末開始，一些大學考慮資源整合、學科互補等因素，合并了本地區的相關院校，以解決學科群斷裂的問題。比如，中山大學等綜合性大學合并了醫學院校，實現了生物、化學、化工等學科與醫藥學科的學科銜接與貫通，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不過，這一種學科貫通、優勢互補的情況并非一試就靈。上一輪高校合并重組不乏一些“有瑕疵”的例子。
宗曉華表示，即使有潛在學科互補結構，合并也不一定能夠實現收益。這是因為，高校合并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非常高。處理得不好，可能會導致貌合神離甚至沖突嚴重，最后不歡而散。因此，合并不一定能出好的大學。
“今后院校合并重組，既要深入研究國內外成功的合并案例，理解其背后真正的作用機制，又要結合現階段的新形勢和各方的實際情況，不可盲目照搬。”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而什么樣的合并案例才是成功的案例？業內許多人士更強調強強聯合。過去合并潮中崛起的高校基本是“強強聯合”模式，比如被合并的吉林工業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當前業內也似乎更強調該模式。1月16日湖北省政協會議上湖北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周應佳就建議，將湖北大學、武漢科技大學、湖北工業大學等水平較高的高校進行“強強聯合”，形成學科互補、人才聚集，使之成為高等教育的“航空母艦”。
不過，同濟大學辦學質量評估院副研究員樊秀娣表示，對“強強聯合”應該持謹慎的態度，強強聯合之后數據肯定會提升。但評估的關鍵，在于合并了以后是不是能夠加強學科之間溝通和學科的交叉，從而完成重大的科研成果，同時把人才培養得更多更好，為地方做出更大的貢獻。
宗曉華也認為，院校合并，重在優勢互補，成在機制安排，是否有名校參與并非關鍵。二本院校合并，也能并出好大學；有名校參與的合并，如果只是為他人做嫁衣，或者稀釋了名校的優質教育資源，也會得不償失。
馬陸亭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除了強強聯合以外，地方普通二本院校的命運也值得關注。他表示，不同層次的學校合并是有區別的。合并是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和打造自己的高等教育體系來考慮的，強強聯合是要打造各省高校的領頭羊，而二本院校的合并則是考慮資源的盤活和利用。而后者對實現高校的“分類管理”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