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智囊稱改革遇阻：金融工作會議到現在也沒召開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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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oldport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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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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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基礎性改革亟待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提出以來，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發展中的“高頻詞”。今年以來，隨著權威人士的文章和訪談陸續發布，以及相關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的召開，改革的“路線圖”已經越來越清晰。
7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再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部署。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就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勢專訪了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他也出席了7月8日由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
他認為，此次政治局會議所提出的新思路，一定程度上是回應上半年改革所遇到的挑戰。他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基礎性改革還未得到推進，在未來的改革中，需要關注改革推進力度的問題。
處理好供給、需求和預期管理三者的關系
《21世紀》：有觀點認為，7月26日的政治局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方法有一些微調，透露出一些新信號和新思路，對此你如何看？
祝寶良：從這次會議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也就是“三去一降一補”，最后還是要落在改革上，而且是基礎性改革，還有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比如“放管服”，這個大家沒有什么疑問。
比如，國企和金融方面的基礎性改革，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改革不能走到計劃經濟的老路子上，大家一般都會認為去產能去庫存要用一些計劃手段，要用政府干預，但是我們強調還是要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次會議提出的思路其實以前都有，只是外界理解有問題，一說到改革很容易帶有一些計劃經濟的色彩，比如搞產業政策，行政手段也要強化，這個不正確的，改革還是應該要以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21世紀》：你如何看待供給側、需求側和預期管理三者的關系？
祝寶良：以前大家好像把供給端和需求端給對立起來了，現在要改正，只搞供給管理不搞需求管理，肯定是不對的。需求端的改革能夠為供給側的改革營造一個環境，如果理解成搞計劃經濟，或者理解成供給側改革改不動了就搞擴張，這是錯誤的，不能將兩者對立。
去年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以后，一直在強調推進改革，但要將供給側和需求側放在一起理解，不是說供給側改革就不需要擴需求了。
在改革的過程中，傳統產業要淘汰，新產業要起來，經濟增速可能會有一些短期下滑。在這個時候需求端一定要發力，包括需要一些市場化改革和貨幣政策的支持，比如債轉股等等。所以五大任務其實供給端和需求端都涉及到了。
強調管理好預期，我認為還是主要是三方面內容，一是政策要穩定，二是要靠改革，三是有問題大家可以討論，然后去改善。我們說的預期，就是要把問題說清楚，如果還有問題大家可以去討論，把預期基本穩定下來。預期管理可以為供給和需求端的改革提供支持。
基礎性改革亟待推進
《21世紀》：在“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對此應如何理解？
祝寶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決供給側不適應需求側的問題，所以提出來“三去一降一補”這五大任務，五大任務的核心目前主要集中在產能和庫存等幾個方面。其中，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層面，國企不改革，也不太可能把產能和庫存去掉。第二個是杠桿率高，這里也涉及到金融行業和國企，渠道疏通不了，錢無法進到實體里面去，政治局會議是從這個角度來提出這些問題。
所謂基礎性改革，從國企改革來看，國企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就涉及產權制度、混合所有制等具體問題，這些都屬于基礎性改革，這些改革有些甚至現在還在爭論，基礎性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金融也是如此，金融的核心是為實體經濟服務，但現在卻在一些行業和領域拼命加杠桿。金融部門還是要先把最基本的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作用先發揮出來，杠桿過高容易產生泡沫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其實很多基礎性的改革并沒有做，需要關注這些比較核心的，同時又具有操作性一些問題。
比如民間投資，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降成本，除了土地價格和稅負過高以外，很重要的就是融資成本問題。這些和國企和金融都有關系，大量商業銀行也是國企，很多資金也都給投到國企里面去了，這也是為什么M1在漲，都是國企的錢在里面，民營企業拿錢拿不到，融資成本也很高。解決民企的問題，同樣也必須要對國企進行改革，這是聯系起來的。
《21世紀》：如何看待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去庫存和補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導城鎮化進程和農民工市民化有機結合起來，同時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祝寶良：房地產的供給側改革，我理解的是五大方面的內容，一是土地制度，現在的土地制度有很大問題。二是融資機制，要找到一個滿足居民購房需求的融資的機制，包括公積金制度的改革、成立一些政策性的銀行。第三是稅收制度，一些稅制的問題必須要解決好。四是戶籍制度的問題。第五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
現在當務之急是解決農民工城鎮化的問題。所以，抑制資產泡沫主要針對的還是房地產和土地成本。降低宏觀稅負，除了營改增，我認為還有增值稅的問題，增值稅現在這么高，當時說要降，但是后來也沒有執行，這一塊其實可以考慮。
改革對經濟下行的影響沒那么大
《21世紀》：下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如何去推進？政治局會議為何強調要采取正確方略和有效辦法推進五大重點任務？
祝寶良：下半年的話，供給側改革我覺得至少要去落實，改革見效需要三五年的時間，但至少要先去做。
今年上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遇到了一些阻力，改革進展也不如人意。原來說金融工作會議要召開，可能會有關于金融監管的內容，現在也沒有召開。去庫存卻把房價拉起來了。“補短板”方面倒是有進展，“補短板”因為是加法，大家還是有積極性的，降成本也有一些進展。
成效不顯著有許多原因，比如利益集團的阻力、一些理論問題的爭論等等，但主要還是改革推進太慢了，其實即使從短期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下行的壓力也沒那么大。因此，將來還應加大改革推進力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提出以來，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發展中的“高頻詞”。今年以來，隨著權威人士的文章和訪談陸續發布，以及相關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的召開，改革的“路線圖”已經越來越清晰。
7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再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部署。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就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勢專訪了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他也出席了7月8日由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
他認為，此次政治局會議所提出的新思路，一定程度上是回應上半年改革所遇到的挑戰。他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基礎性改革還未得到推進，在未來的改革中，需要關注改革推進力度的問題。
處理好供給、需求和預期管理三者的關系
《21世紀》：有觀點認為，7月26日的政治局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方法有一些微調，透露出一些新信號和新思路，對此你如何看？
祝寶良：從這次會議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也就是“三去一降一補”，最后還是要落在改革上，而且是基礎性改革，還有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比如“放管服”，這個大家沒有什么疑問。
比如，國企和金融方面的基礎性改革，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改革不能走到計劃經濟的老路子上，大家一般都會認為去產能去庫存要用一些計劃手段，要用政府干預，但是我們強調還是要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次會議提出的思路其實以前都有，只是外界理解有問題，一說到改革很容易帶有一些計劃經濟的色彩，比如搞產業政策，行政手段也要強化，這個不正確的，改革還是應該要以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21世紀》：你如何看待供給側、需求側和預期管理三者的關系？
祝寶良：以前大家好像把供給端和需求端給對立起來了，現在要改正，只搞供給管理不搞需求管理，肯定是不對的。需求端的改革能夠為供給側的改革營造一個環境，如果理解成搞計劃經濟，或者理解成供給側改革改不動了就搞擴張，這是錯誤的，不能將兩者對立。
去年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以后，一直在強調推進改革，但要將供給側和需求側放在一起理解，不是說供給側改革就不需要擴需求了。
在改革的過程中，傳統產業要淘汰，新產業要起來，經濟增速可能會有一些短期下滑。在這個時候需求端一定要發力，包括需要一些市場化改革和貨幣政策的支持，比如債轉股等等。所以五大任務其實供給端和需求端都涉及到了。
強調管理好預期，我認為還是主要是三方面內容，一是政策要穩定，二是要靠改革，三是有問題大家可以討論，然后去改善。我們說的預期，就是要把問題說清楚，如果還有問題大家可以去討論，把預期基本穩定下來。預期管理可以為供給和需求端的改革提供支持。
基礎性改革亟待推進
《21世紀》：在“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對此應如何理解？
祝寶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決供給側不適應需求側的問題，所以提出來“三去一降一補”這五大任務，五大任務的核心目前主要集中在產能和庫存等幾個方面。其中，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層面，國企不改革，也不太可能把產能和庫存去掉。第二個是杠桿率高，這里也涉及到金融行業和國企，渠道疏通不了，錢無法進到實體里面去，政治局會議是從這個角度來提出這些問題。
所謂基礎性改革，從國企改革來看，國企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就涉及產權制度、混合所有制等具體問題，這些都屬于基礎性改革，這些改革有些甚至現在還在爭論，基礎性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金融也是如此，金融的核心是為實體經濟服務，但現在卻在一些行業和領域拼命加杠桿。金融部門還是要先把最基本的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作用先發揮出來，杠桿過高容易產生泡沫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其實很多基礎性的改革并沒有做，需要關注這些比較核心的，同時又具有操作性一些問題。
比如民間投資，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降成本，除了土地價格和稅負過高以外，很重要的就是融資成本問題。這些和國企和金融都有關系，大量商業銀行也是國企，很多資金也都給投到國企里面去了，這也是為什么M1在漲，都是國企的錢在里面，民營企業拿錢拿不到，融資成本也很高。解決民企的問題，同樣也必須要對國企進行改革，這是聯系起來的。
《21世紀》：如何看待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去庫存和補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導城鎮化進程和農民工市民化有機結合起來，同時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祝寶良：房地產的供給側改革，我理解的是五大方面的內容，一是土地制度，現在的土地制度有很大問題。二是融資機制，要找到一個滿足居民購房需求的融資的機制，包括公積金制度的改革、成立一些政策性的銀行。第三是稅收制度，一些稅制的問題必須要解決好。四是戶籍制度的問題。第五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
現在當務之急是解決農民工城鎮化的問題。所以，抑制資產泡沫主要針對的還是房地產和土地成本。降低宏觀稅負，除了營改增，我認為還有增值稅的問題，增值稅現在這么高，當時說要降，但是后來也沒有執行，這一塊其實可以考慮。
改革對經濟下行的影響沒那么大
《21世紀》：下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如何去推進？政治局會議為何強調要采取正確方略和有效辦法推進五大重點任務？
祝寶良：下半年的話，供給側改革我覺得至少要去落實，改革見效需要三五年的時間，但至少要先去做。
今年上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遇到了一些阻力，改革進展也不如人意。原來說金融工作會議要召開，可能會有關于金融監管的內容，現在也沒有召開。去庫存卻把房價拉起來了。“補短板”方面倒是有進展，“補短板”因為是加法，大家還是有積極性的，降成本也有一些進展。
成效不顯著有許多原因，比如利益集團的阻力、一些理論問題的爭論等等，但主要還是改革推進太慢了，其實即使從短期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下行的壓力也沒那么大。因此，將來還應加大改革推進力度。
